唐山市文明办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

由此，让承担侦查职能的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监督实属不当。

[1]前者是指法庭审判的公开，后者是指判决的公开。到2009年6月止，各国政府首脑和高级部长在联合国的讨论会上呼吁采取行动加快电子政府的进程。

这种做法减轻了司法的负担，提高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没有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因为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事实已经满足了公众对其有罪或无罪的知情权，从而公众也不需要再旁听审理过程。要实现知情权，其前提是应当有信息公开。但从公民知情权来看，审判以外的其他司法信息都应当公开。[22]在Van Meurs v. the Netherlands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强调，公开审判是一项缔约国应当承担的义务，该义务不取决于当事方的任何请求。如何避免非此即彼，使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能更好的和谐共处，相互协调呢？1994年8月18日—20日，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研讨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规则》所确立的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规则是在对国际公约中关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内容的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具体实施措施。

有时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如公众旁听刑事审判会导致被告人的名誉受到一定的影响。该公约就以下与环境相关的三项权利制定了国际最低标准。作为上位法的《宪法》做出的规定都是原则性规定，作为下位法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应当把《宪法》上的原则性规定落实为具体的规范，以此来与上位法上的原则相对接，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如何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问题上也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恰如第11条规定的那样，只是表明了要于精神上予以赡养的原则，而没有给出于精神上怎么赡养的具体规范。

本文把涉及子女是否孝敬父母之类的代际纠纷称为涉孝纠纷。就像西方那样，亲子间不存在孝道伦理制度，使得西方的制定法几乎无从谈及赡养扶助的代际法律制度。代际平等制度也体现着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代际平等制度的确立使得当代民众更趋向于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亲情。

正是那样的对立与倚靠使得实质性传统本身一次又一次获得了强化。鲁迅在批判传统礼教时曾说，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巧妙而又严厉的手段，雌狗一定会急得跳墙。

父权制度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试问儒家会把人别乎于犬马的客观简单常识视为自家提出的理论观点吗?因而只能说儒家基于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察，针对人本来具有怎样的本能而又应当具有怎样的本性，在理论的层面上做出了极具价值判断色彩的总结，而又加以提升式的阐释。若要远游必告之去向也能安父母之心而彰显着安亲理念。需要反思的是，在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依的现代法治语境下，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与判决依据无涉，而法官在其司法行为中为何要依据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来考量案件阐发事理。

对于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来说，未曾遭到批判以及作为人天生就具有的本能以及本性而百世不易，当可成为得以古今传承的重要理由，但又未必就是充足理由，在其古今传承的背后尚且存在着更为深层的内部机理。若从整体上对今之孝者……何以别乎一句加以把握，就能够看得出孔子大有对自己生活时代的养敬分离现象针砭时弊予以批评的意味。权利话语的选用正是让伦理话语进入司法判决的接引机制。因为伦理话语何以出现在本该充满权利话语的判决书上，而且要借助于儒学文本上的权威表达强势出现，尤其是在实用型司法观以及回应型司法观的论域内，本来就意味着全盘选用权利话语未必符合当事人的心愿，而且也未必能够有效解决代际伦理问题，毕竟代际伦理涉及到了人的本能以及本性，而法律能否对人的本能以及本性加以规制本来就有待于商榷。

司法不仅要认可对于孝行养亲与安亲来说能够起到规制作用的制定法为法，也要认可对于孝德敬亲与安亲来说能够起到规制作用的伦理制度为法，使得孝道问题实现了由法律难题向法治命题的逻辑转换。同时，也只是规定子女要经常而不是必须于具体何时看望或问候父母，更没有对看望或问候的具体方式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

它被打破后，情感表达于反馈模式上随即便会出现另一种制度表现，那就是亲子代际法律地位平等的制度得以确立。尽管现代法律可以从外在行为的角度作用于仅凭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但无法从内在情感的角度作用于那样的问题。

不否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拿权利话语来权衡所有家庭代际关系问题，但唯有提起涉孝诉讼的那一刻才是正式采用代际法律制度及其权利话语的开端。它具有两方面内容：权利话语和伦理话语只是民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两种备选方案。如果父母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心存孝道的子女就不会长时间不探望父母。就像现行《宪法》第49条以及出台于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0条和第11条规定的那样，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应当予以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社会转型越是剧烈，人们就越是会对血缘亲情加以珍视，藉以增强日常生活的稳固性，但亲子间的相互给予与相互接受随着社会转型又极易发生断裂，继而出现代际纠纷。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潜含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因孔子儒家出现以前就已经那样，孔子对它加以理论提升而成为孔子儒学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学确曾受到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另有一条民间俗语家有一老养十小。

子女应赡养并善待父母，不能因一己私利而妄言反目。据2012年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

实质性传统是指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代相传的范型视为有效指导思想的倾向。如果说前者是汉至清末民初儒学的组成部分，那就可以说后者便是现代儒学的组成部分。

再就西方的家庭伦理本身来说，既然西方人会在意志自由与自我选择的层面上言说子女对父母不具有赡养义务，而且哪怕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确实存在着给予与赡养的关系，但那样的关系又潜含着私法契约论的逻辑，便使得代际关系本身显得极其淡然，又使得仅凭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在西方并不会发生，或者说西方人根本无从谈及那样的问题。权利话语和伦理话语作为民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两种备选方案而存在，体现着两种法治观的并立。父母借用代际法律制度来伸张自己的权益貌似要放弃伦理话语而选用权利话语，那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读该文可以使人返璞归真而感受到保存纯真无私而且充满柔情人性的亲子情感的可贵。

无论是《宪法》强调的赡养还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的赡养，都不只是强调于物质上予以赡养也包括于精神情感上予以赡养。因为中国人只要不信仰基督教便只有一位父亲，那就是生身父亲。

基于道德与法律的截然两分而且不可互融，法律以及司法判决书上就不应出现充满伦理道德味道的言辞。  二、西方的家庭伦理作用于当代中国的家庭 就在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古今传承的同时，西方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强劲的势头汇入中国社会。

[18]在中西融合的层面上，那样的问题在前列涉孝案件的处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接力模式与反馈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根基。

[19]把三种孝亲方式都涉及到的内心感受与外在行为放到知与行的层面上便可以发现，孝道具有孝德与孝行两方面内容，既内含着养亲与安亲安身方面的孝行，也内含着敬亲与安亲安心上体现出来的孝德。同时，权利话语的选用是以伦理话语受阻为前提的，而且唯有伦理话语彻底受阻，方才使得父母的选择由代际伦理制度彻底滑向代际法律制度。主观价值上的应当正来源于人与犬马具有客观上的差异。后一种情形是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若说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何以出现，根源于《论语》作用于中国社会而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只是在《论语》问世以后的时代，强调儒学以其现成的文本而作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再是儒家基于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察而加以理论总结并写出文本，自然失于偏颇。父权制度则与平等无涉更是无从谈及权利话语。

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这使得伦理话语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须甚至是必要。

尽管本能与本性稍有不同但又都以敬为具体指向而相互牵涉。代际伦理立基于血缘亲情关系，而涉孝纠纷一旦出现便表明，仅凭自然的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或者说仅凭伦理话语来维持伦理关系并不可靠。